国都配资农业银行再度出手“村改支”，国有大行为何密集“收编”村镇银行？

　　来源：北京商报

　　国有大行“村改支”热潮持续升温，农业银行近期再度落子。10月1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华监管分局发布批复，同意农业银行收购浙江永康农银村镇银行，并将其设立为永康金山、胡库、后城街三家支行，全面承接原村镇银行清产核资后的资产、负债、业务及员工。这已是农行年内第二次获批推进“村改支”，此前9月，该行已获核准收购厦门同安农银村镇银行并改建支行。而在此之前，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均已参与“村改支”。

　　分析人士指出，这场从“试点村行”到“体系支点”的转变，既是对监管部门村镇银行改革化险号召的积极响应，也将成为国有大行下沉服务的理想支点。

　　国有大行“村改支”再添新例

　　10月1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华监管分局发布批复，同意农业银行收购浙江永康农银村镇银行并设立中国农业银行永康金山支行、永康胡库支行、永康后城街支行，全面承接浙江永康农银村镇银行清产核资后的资产、负债、业务和员工。

　　而在此之前的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厦门监管局已核准农业银行的另一项“村改支”方案，同意农业银行收购厦门同安农银村镇银行并设立其为中国农业银行厦门大同支行。

　　从股权结构和发展历程来看，上述两家村镇银行均为农业银行主导发起的县域金融机构，成立时间集中在2012年前后。而如今，这两家村镇银行的“身份转变”，标志着农业银行内部“村改支”改革路径的启动。从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村镇银行，转型为农业银行直属的分支机构；从探索县域金融服务的“试点村行”，升级为融入大行体系的“体系支点”。据农业银行2024年年报披露，该行共控股6家村镇银行，除上述两家已获批“村改支”的村镇银行外，还包括湖北汉川农银村镇银行、克什克腾农银村镇银行、安塞农银村镇银行、绩溪农银村镇银行。

　　事实上，包括农业银行在内，已有三家国有大行在今年推进“村改支”工作。6月2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津监管分局同意工商银行收购全资控股的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设立其为中国工商银行重庆璧山中央大街支行。这家2009年成立、注册资本1亿元的村镇银行，是工商银行原有两家控股村镇银行中首家完成“村改支”的金融机构。此后，在今年8月，交通银行获准收购大邑交银兴民村镇银行，改建设立交通银行成都大邑支行，大邑交银兴民村镇银行已于9月中旬获批解散。

　　对于国有大行密集推进“村改支”的趋势，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表示，多家大行加入“村改支”阵营，本质是对监管部门村镇银行改革化险号召积极响应。国有大行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成熟的管理经验与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能够直接增强原村镇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有效化解县域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对国有大行自身而言，“村改支”也能补充基层网点力量、优化县域机构布局，进一步加大对农村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从而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

　　“国有大行通过‘村改支’可以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协同与整合，借助其在金融科技和数字化赋能方面的优势，从而进一步扩大支农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深化支农服务能力，在标准化、风控合规的前提下，提供更具个性化的金融支持，助力农村农业经营和金融发展。”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补充说。

　　村镇银行退场热潮背后

　　国有大行参与“村改支”，不仅是化解村镇银行风险改革的务实之举，更是县域金融供给结构的深度重构。

　　回溯村镇银行的起点，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落地铺路；同年，原银监会下发《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按照“低门槛、严监管”原则，探索设立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此后，在政策红利下，村镇银行迎来爆发式增长，数量一度超过1600家，在服务农村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野蛮生长”背后，隐忧逐渐显现：部分机构背离“支农支小”的初心，为追求短期收益盲目“垒大户”，涉农贷款占比持续下滑；公司治理的漏洞更让股东过度干预经营成为常态，风险抵御能力薄弱的问题日益凸显。

　　为此，监管开启了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2021年，原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支持主发起行向村镇银行补充资本以及协助处置不良贷款，适度有序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随着工作的推进，村镇银行的改革重组模式朝着“功能重构”的方向转变，“村改支”“村改分”等案例陆续获批。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坚持农村中小银行支农支小定位，‘一省一策’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稳妥有序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更将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列为年度首要任务。

　　北京商报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名单信息梳理发现，截至2025年6月末，村镇银行数量已从2024年末的1538家降至1440家，年内退出超90家，“减量提质”趋势愈发明显。

　　对于“村改支”改革模式的价值与挑战，王蓬博指出，“村改支”既能通过整合村镇银行与主发起行的资源，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升利用效率，还能将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服务模式引入县域市场；同时，大行雄厚的资金实力与完善的风控体系，能显著增强原村镇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为农村金融市场稳定保驾护航。不过，改革也面临现实难点：一是股东权益处置涉及多方利益，过程复杂敏感，需精准平衡各方诉求；二是部分村镇银行遗留的不良资产问题，消化处置难度较大，需长期攻坚。

　　针对这些问题，王蓬博进一步建议，在股东权益方面，银行需制定科学合理的处置方案，严格保障股东合法权益，避免引发纠纷；在不良资产化解上，主发起行应牵头制定专项计划，综合运用资产核销、债务重组、市场化转让等多种手段，逐步剥离历史包袱，为改革后的机构轻装上阵创造条件。